《传媒观察》：迈向计算时代的传播学

近十年来，随着新型视觉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视觉传播平台与应用层出不穷，生成式人工智能图像也开始不断“惊艳登场”，视觉信息更大规模地数字化、短小化、社交化、移动化、平台化、智能化传播，新媒体视觉传播的超大规模发展掀起新一股浪潮，改变着当代社会的视觉逻辑与视觉生产，对于当下的信息传播、文化构建与社会信息治理等方面都带来极其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有关视觉传播研究亟待跟进与更新。

同时，近几年来，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不断发展，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领域，专注于计算机解释和理解视觉世界。它涉及使用算法、深度学习模型和其他技术使机器能够识别图像对象，进行大数据分析、阐释与预测。有鉴于此，计算视觉传播（Computational Visual Communication）将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与方法，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分析当下视觉传播的热点现象、难点问题，总结其传播模型与规律特征。

以视觉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推动我们进入一个传播变革的新时代，我倾向于用“计算（性）”这个概念来阐述这个时代的特质。计算的原初含义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概念定义，所包含的就是加减乘除这些运算规则，显然这种早期计算的理解是一种狭隘的理解，直到图灵1936年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可计算数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中，定义了一种抽象的“计算机器”，并用它来定义“可计算数”，才真正奠定了对计算的科学理解。杨建林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哥德尔、丘奇、图灵等数学家在数理逻辑、算法理论、自动推理机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与计算相关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使得“计算、算法作为一种哲学范畴被正式提出，计算逐渐演化成一种哲学性观念和方法”。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计算，不仅包括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还包括更广意义下的计算观念，以及它对今天科学观念的不断渗透与重构。

可以肯定，深刻的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科学知识的根本创新，正如工业革命带来工业社会一样，数字革命为人们带来了数字社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交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与运转机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昭示着科学范式将再一次迎来跳跃式发展。数字社会的基础是数据和计算，正是计算与数据的不断转译，构成当下数字社会维持高速和稳定运行的基石。对数据与计算的认识也理所当然成为这个时代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准则，计算也逐渐从技术和工具的边缘地位走向科学研究的中心。

计算之所以能够被用于传播研究，是因为传播本身就是可计算的。传统的经验研究（量化与质化）背后隐含的虽然是对科学计算的向往，但其根本还是在于传播系统具有可计算性。只是一方面，传统社会的人类交往受限于地域空间的限制（所谓的地方性社会），另一方面，也受限于获取（大）数据的计算工具和方法的缺少，所以传统的传播（社会科学）研究只能寻找数据获取的小样本方法，更多关注的是媒介自身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变革，而并不强调计算对传播的影响，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传统社会科学）统计计算逻辑的确立。

而当代社会的人类交往和社会演化的基础是数字化平台，这也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去探讨数字传播的转型。正如吴飞所言，因为它带来的不是某种单一变化，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Casemajor则进一步指出，对于当今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来说，与其说它得益于人类学的发展，不如说是得益于计算科学的进步，是计算机促进了人们重新关注计算的物质层面。Japec L，Kreuter F，Berg M等人认为，人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接近公众意见，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传播大数据所带来的量变，而是在于人们认识社会的计算逻辑的重构。由此可以看出，数字传播/数字文明已经极大改变了人类存在与人类行为，正在构成一种新型的计算时代。而这种变化也一定会带来传播研究的创新和变革，面向传播的计算逻辑也在不断演进与深化，传播学正在迈向一个新的计算时代。

（《传媒观察》2024年第1期“在场计算视觉传播”专题导语。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